何不給自願與自律機會
2009-06-05 中國時報 【顏厥安】
爭議極大的集會遊行法,經過了各方激烈的角力與批判,目前已經浮現一個可能即將付諸表決的最新「確定」版本。不過這個據說相較於現行法以及原本行政院版有不少進步的草案,仍有兩大方向的嚴重錯誤。
第一是立法技術上的瑕疵。例如一方面先在第二條把集會遊行的管制範圍廣泛界定,卻又在第四條將許多種類的集會遊行排除在「應報備」的管制範圍之外。這種先過度包含,繼而又大量排除的規定,不但是一種粗糙立法,更明顯牴觸平等處遇與不得基於內容管制的憲法原則。
又如第二十四條將發生暴力行為列為警方得強制解散的事由,乍聽起來很對,不過警方的責任是要制止這類的暴力或立即危險行為,而非據以解散 集會。集會遊行本來就蘊含潛在的衝突因子,其中還經常包括故意混入滋事或故意挑釁引發衝突。此等事例史蹟班班,因此主辦者還希望警方協助排除這一類的行 為,怎會制止無效後反而要解散集會遊行呢?一旦發生此等狀況,實際上往往也無從解散,警方又如何命令解散呢?
不過立法上的錯誤,還比不上觀念上的錯誤來的嚴重。前者往往也導源自後者。馬政府與不少民眾,當然也包括八年不想修法的民進黨,其面對集 會遊行的觀念就是「擔心失序的許可制」心態。因此雖說改為報備,新版還是堅持強制報備(此點據聞民進黨已經讓步),並保留要件模糊的強制解散權。
其實管制觀念上應區分集會遊行本身失控,利用集會遊行的「機會」犯罪,以及聚眾犯罪等類型,各個類型中又有動機、手段、目的等的差異。有 工運是要集體臥軌妨礙公共運輸,也有環運要圍廠強制停工,更有人聚眾騷擾公司行號來討債。這當中有值得尊敬的抗議者,也有鬧事要錢的小流氓。但是在多元分 歧的民主社會中,不論是哪種「人物」,都沒有理由不准其集會遊行,更不宜輕易就扣上個不法行為的大帽子,因為往往小人物才真的反映了支配結構的大問題。
因此即使針對新的「確定版」,就法律面而言亦應廢除強制報備以及多項不符比例原則的行政罰。因為自由公民並不負有向官方呈報行程之義務, 單純不報備的行為本身不構成獨立的可罰性。而在刑法仍隨侍在側的情況下,裁罰誘因更大的綿密行政罰,只會對弱勢團體形成更大的打壓。所以比較負責任的作法 應該是撤回此一草案,重新在自願報備的原則下,針對不同類型問題做更細膩的分殊規範,而不能像歷來版本那般實施籠統粗糙的壓制型管控。
但是更重要的也許是觀念的調整,包括所有的民眾都該開始思考,我們是否願意「接受」民主多元的生活方式,必然包含有集會遊行與可能發生的失序;以及我們是否願意「學習」,要上街頭集會或遊行時要注意那些事項,做好怎樣的準備,其中也包括如何面對處理可能的衝突與失序。
除了過度憂心失序外,台灣的公民社會已經逐漸接受了多元分歧與街頭活動,不少人也從街頭經驗中學習認識了民主的現實。社運界實質上也累積 有某種不成文的集遊「自律公約」。因此集遊法的一個可能出路,就是用「自願報備」制結合自律公約的方式,讓官民形成一種動態的協商機制,讓所有人都共同學 習如何進行集會遊行。實際上在現行法下許多不需要許可的宗教民俗大型活動,也都基於自身的順利進行而主動與官方聯繫協調,而這些活動當中亦不無發生暴力鬥 毆的狀況。所以其實沒有特別強烈的理由認為其他社運或政治集會遊行更容易出現失序違法。
自願報備搭配自律公約的模式,是全民要共同參與塑造與學習的長期挑戰。一切都井然有序的生活,最多是陽光男孩幻想中的自主紀律,絕不可能是民主文化的真實內容。如果國民黨真的想要洗刷威權汙名,並實踐兩人權公約之規定,那何不給自願與自律一個機會呢?
(作者為台大法律系教授,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